公安机关该不该公开特殊历史时期的部分材料？这对于年迈的于先生来说，一直是心中的一个疙瘩，始终无法解开。 2008年底，他终于鼓起勇气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要求从公安部门获得相关信息。法院最终维持了公安部门的相关行政行为，驳回了于先生的诉请。

　　尽管败诉，但法院判后耐心地向于先生解释了他败诉的原因，认为该信息处于特殊历史时期，确实不符合 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 （以下简称 《条例》）界定政府信息的内容。于先生在仔细倾听之后，接受了法院的理由，不再上诉。

　　自 2008年5月1日 《条例》正式颁布实施以来，像于先生这样要求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市民不在少数，有人甚至提起百余起诉讼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，但也包括了非理性成分；而另一方面，行政机关对于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，一扇大门正在逐渐开启。

　　然而，记者从本市多家法院采访发现， 《条例》实施过程中，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，例如在公开信息与保密信息之间的区分、 《条例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适用范围区别等，需要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逐渐总结与完善。

　　“心结”未了叩开政府大门

　　七旬老人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时，曾经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关系，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，改革开放之后，相关部门对他的情况进行了复查并平反，这让于先生感到十分欣慰。然而，于先生还有一个 “心结”未了：他希望公安部门能够向他提供自己的 《戴帽报批表》、 《结案报告》等材料，使自己对于当时的遭遇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。

　　2008年5月1日， 《条例》实施之后，于先生随即向区公安机关提出了申请，希望该部门向他公开相关的材料。

　　2008年6月，公安机关对于先生的申请作出回复，认为他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属于相关规定范围内的政府信息，因此无法向他公开。

　　于先生对于这个回复提出异议，他随后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法院判令公安部门公开相关信息。

　　法庭上，公安部门认为，于先生申请公开的内容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，属于政策调整的历史问题，不属于《条例》第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制作和保存的政府信息范畴。因此，该部门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。

　　法官通过调查了解到，于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确遭遇过当时的 “军管组”对其作出的错误结论，相关部门在改革开放初便进行了结论撤销，恢复了他的名誉，而目前， “军管组”这个机构早已不存在。法官认为，在本案件中，于先生所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属于国家秘密或个人隐私，但该信息处于特殊历史时期，确实不符合 《条例》界定政府信息的内容。